中西文化比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费厄泼赖”。正如“比较”一词可能有“竟比”、“较量”的意味一样，文化比较也是一种力的游戏。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军事、政治上的失败所聚集起来的强烈怨恨被全部发泄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身上时，文化比较作为一种似乎是不得不玩的游戏，从进入这个游戏之前就已被这种怨恨所感染。
由于“比较”需要一个共同的尺度，所以，出于对母语文化的强烈怨恨，出于“文化上失败”的心态，把西方的某些概念范式化、当作关键词，就成为寻求可公度性的一个基本策略。西方概念耀武扬威地出现在对汉语文化的解释中，并不时地调戏、作弄、施暴。这样的“比较”就·······沦为“请君入瓮”式的概念殖民，是西方·······概念的中心主义。就像秦始皇统一中国要靠暴力一样，一个共同的尺度也要靠暴力来达成、来维护、来贯彻。
文化比较首先是语言之间的较量。当被怨恨所感染的知识分子客观上成为殖民主义的共谋者，对汉语的怨恨也就被准备好了。最严重者莫过于有人竟提倡“废除汉语”。知识分子关心现实的道德情怀固然值得肯定，但恰恰是这一点有时会令人毛骨悚然。“废除汉语”才真正意味着亡国灭种！汉语占用了中华民族，就像诗占用了诗人一样；汉语是我们的天命，就像诗是诗人的天命一样。对汉语的怨恨就是对祖国的怨恨。
在翻译中，也存在着扭曲汉语以成全西方概念的问题。《说文》解释“译”为“传译四夷之言者”，“四夷”表达出汉语文化的本位姿态和自信心。如果任何一种语言都有意识形态性，那么，任何时候都应坚持汉语的本位立场。汉语本质上是一种诗性的语言，而20世纪汉语学术的一个方兴未艾的重大目标似乎正是用逻辑的暴力消解汉语的诗意。90年代学界大谈学术规范也属于这一事件。因此，在文化比较中一个未被问及或未经检讨的问题是：谁的解释学处境？何种认同？
如果解释和比较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地位和由此地位而产生的权力关联方式就相当重要。换言之，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统治结构，在其中，谁面临着以及如何面临解释学处境、谁行使解释者的权力意志就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而侵入到理论中来。而那些有意无意沦为概念殖民的共谋者的人就应反思：谁的解释学处境？自己又在其中采取了何种认同？
但这一质问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从事文化比较的汉语学人都不约而同地崇洋媚外、数典忘祖。恰恰相反，在他们身上也许已经体现了极尽可能的文化自觉。若进一步反问：在80－90年代民族自信心有所恢复之后，为何仍存在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而且，本文批评时所采用的“解释学处境”、“认同”等思路又何尝不是西方式的？
这一反问非常烫手，但必须把它抓住。实际上，在文化比较的语境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背景信念。首先，军事、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约为文化上的失败———这是“五四”对中国文化的敲诈。用“文化上的失败”一词来形容中国文化是极其荒唐、可笑的，客观的说法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失势。其次，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可能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与近代的差别”。这种“以东西为古今”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现代性首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一套“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换言之，中西文化的差异并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中西社会的差异才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但冯先生的观点仍然有意义：至少我们不能在文化上拒绝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那么，以现代化的名义，上述质问是否变得毫无意义？
不是。现代性以命运的方式而临在，首先并不是要对其进行什么合理性论证——现代性以权力的方式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就像革命以暴力论证自身的合理性。现代性不需要任何文化或宗教意义上的终极论证，恰恰是拒绝任何终极的文化或宗教的论证。在西方，现代性也是作为与传统的断裂而出现的。但是，现代性恰恰又是有待于文化的，没有一种全新的、与文化的共谋，现代性是无法完成的。这样，“谁的解释学处境？何种认同？”这一看似民族主义的设问就转换成一个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现代性在与传统断裂之后，如何能与传统文化重新唱出一种全新的复调音乐？难道韦伯式的绝望还不能唤起理性的自我克制？难道马克思所揭示过的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冲突真的无法解决？
现代性将是中西方共同的处境。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和西方人一起说“我们”。我们的文化能力是否能够成功地回应现代性这一宿命性的挑战，成为一个相当艰巨的文化任务，因为现代性也有其精神气质。至少，平和地看待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失势，以诗意的汉语和中国文化为本位去解释、回应现代性，才是从事文化比较的一种恰当的文化认同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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